“全球高等教育与研究主导地位正经历重大转变，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。”
在荷兰莱顿大学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“莱顿世界大学排名”中，2006-2009年全球科学影响力前十名里，美国占七席，哈佛第一。而中国只有一所大学——浙江大学挤进前25。
而在今年初发布的最新版本中，浙江大学登顶，前十名里中国高校占八席，而美国只剩哈佛，排在第三。
近二十年，这张以文献计量指标来衡量全球大学科研效果的榜单换了人间。
变化的远不止莱顿一张榜单。衡量机构科研表现的自然指数官网9月14日更新的最新排名中，全球十强高校，九所来自中国。无独有偶，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，中国内地上榜高校达234所，超过美国的187所。
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全球事务主管菲尔·巴蒂指出：“全球高等教育与研究主导地位正经历重大转变，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。”
但事实上，美国高校的科研产出并没有下降。
根据莱顿大学排名的数据，六所在21世纪前10年曾位列全球前十的知名美国学府，如密歇根大学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等校的论文数量，都比20年前多得多。
问题不在美国高校变差了，而在于加速度的差异。中国高校的增长速度，远远快于美国。
曾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美国学者丹尼斯·西蒙认为，中国大学排名的跃升不是偶然，而是中国30年持续、定向投入的结果。
1995年时，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仅为约349亿元，到2020年已达24393亿元。研发投入强度从1995年的0.57%一路攀升，2013年起稳定在2%以上。
2025年，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.92万亿元，强度达到2.8%，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。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，占比达7.08%，首次破7%，创历史新高。
施普林格・自然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雅各布斯指出，许多国家在经济向好时会对科研经费做一次性承诺，但五年后便抛之脑后，中国却始终加码推进。
而在被中国赶超时，美国在做什么？美国正在人为制造“减速”。
Grant Witness网站上汇编的报告显示，2025年，美国政府冻结或削减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超过30亿美元的已批准科研经费。据《自然》杂志统计，截至今年2月，共有超过7800项研究拨款被取消或暂停，其中NIH 5844项、NSF 1996项。
据布伦南司法中心估算，仅已冻结的30亿美元，就可能在未来30年内使经济增长减少高达375亿美元。若按美国政府在2026财年预算中提议的削减440亿美元的科学经费，未来经济活动可能会减少5000亿美元。
而更大的冲击在人才端。
据美国大学协会统计，其55所成员院校2026秋季学年的博士生入学人数同比下降15%。加州理工学院预计秋季新研究生人数减少约40%，麻省理工学院约20%。
《波士顿环球报》的调查发现，在马萨诸塞州接受NIH资助的研究人员中，超三分之二的受访科研人员建议学生不要从事学术研究，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推迟了实验室的招聘。
这意味着，即便经费明天全部恢复，那些没有拿到第一笔资助的年轻研究者，可能已经离开了学术道路。
这一切的背后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：什么样的科研环境，才能成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生长的沃土？
问题的答案，在于谁能保障研究者安心地坐数年冷板凳来钻研突破。这或许就是全球大学排名大洗牌的真正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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